- 本文与台湾科技媒体中心合作，内文经泛科学改写。
- 本文转载整合自台湾科技媒体中心《「斯德哥尔摩＋50会议」专家意见》
- 资料更新至 2022 年 6 月 5 日，完整文章请见上方连结
《斯德哥尔摩宣言》50周年了！
1972 年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斯德哥尔摩宣言》，这份宣言是後续环境政策的重要基础。
今（2022）年是《斯德哥尔摩宣言》发布的第 50 年，联合国在 6 月 2、3 日於瑞典召开大会，在大会结束时，共同主办国瑞典与肯亚发表声明，指出人类福祉应是「健康的地球」与「让所有人享有繁荣」的核心；承认和落实享有一个洁净、健康与永续环境的权利；在当前运作的经济系统中，进行全面性的系统变革，并加速高影响部门的转型。
在会议之前，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与印度能源、环境与水理事会（CEEW）两个智库也发布报告《斯德哥尔摩＋50：解锁更美好的未来》（Stockholm+50: Unlocking a Better Future），作为大会讨论的科学依据。台湾科技媒体中心摘要报告重点，并邀请专家提供观点。
一切为了更好的明天
20 世纪的 70 年代是世界环境运动的发展期，人们开始发现，现代人类的物质享受背後都有惨重的环境代价。同时也终於了解到，地球毕竟不是「无尽藏」的，资源也会用完的一天。於是距今 50 年前的 1972 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第一个国际环境议题的会议，在世界各国代表面前提出环境保护及永续发展的议题，并且订了许多行动计划，希望各国政府推行。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林子伦 (曾出席 2002、2012 年，联合国永续发展高峰会) 说明，《斯德哥尔摩宣言》开启了全球环境的治理架构，催生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成立；1992 年的里约地球高峰会上，签署了当前规范全球环境议题的三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治沙漠化公约，以及森林原则等，都是立基於《斯德哥尔摩宣言》，更进步的环境目标。
从 1992 年迄今，联合国每十年就会有一次对於全球环境目标与会议的检视。如 1992 年永续发展世界高峰会，首次提出「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2012 年里约＋20 (Rio+20) 会议，则为了提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治理机制，设立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并着手设立工作小组，制定现在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s）。
50 年过去，环境变好了吗？
中央研究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院士暨成功大学航空太空工程系特聘客座讲座教授 王寳贯 认为，过了 50 年，这些行动计划有成效吗？答案是：也有，也没有。
有的是，环境运动蓬勃发展，各国都有热心的环保团体监督他们各自的环境，对环保意识的推展很有作用。这导致一些科技进步的发达国家有能力改善一些他们自身的环境。
没有的是，以全世界的眼光来看，很多所谓的环境改善，只是环境污染物的再分配：发达国家把高污染的产业移到开发中国家去运转，富国享受清洁环境及高水准生活，而穷国则为了争取 GDP 成长（以便也享受如发达国家的高水准生活），甘愿牺牲环境。
如同这份《+50》报告所言，斯德哥尔摩宣言过去的呼吁，仅有 10% 得到实现，这很容易了解，很多政治式的决议，不是各国初心自愿的，没有强制力，当然达不到目标。近来比较具成效的是商业契约模式，像苹果等跨国公司要求供应商使用绿电，就很有效，因为事关商业利益。
台湾大学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程兼任助理教授 赵家纬 认为，宣言的目标落实程度仅不及 10%，显示出现行多边国际环境协议中「仅只订定目标，而未能缩短落实鸿沟」。而目前最主要的三大鸿沟，是「政策不一致」、「多边主义效力不彰」与「欠缺问责性（accountability）」。
这次会议决议中，则特别强调「调整环境有害的补贴」与「振兴与纾困用於永续用途」，尝试克服「政策不一致」的阻碍。在问责性上，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协会（WBCSD）则发起全球企业问责与透明机制，强化对於企业各类气候与永续承诺的检视。
《+50》，最值得关注的重点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萧代基 认为，《斯德哥尔摩宣言》揭示人类有在健康生态环境下生活之权利的基础上，「斯德哥尔摩＋50」会议，则进一步提出人类有在清洁、安全与永续的环境下生活之权利，并且重新定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指出人类有保护自然的责任，因为自然有其内在价值，不只是开发利用的工具价值。
王寳贯教授 则点出，斯德哥尔摩 +50 提到了要 net-zero（净零）这个概念，不但净零排碳，还要零污染；另外提出新的量测经济的标尺，不要一味追求「成长」，这算是一个进步。
赵家纬助理教授 进一步解释这个新的衡量指标。如同联合国秘书长在大会致词所提出的「GDP不是衡量当前世界富足程度的一种方式。相反的，我们必须转向循环和再生经济。」本次大会决议也提出需「定义和采用新的进步和人类福祉衡量方法」，因此将加速现行国民所得会计制度的改革，以反映自然资本的真实价值。
台湾可以如何响应《斯德哥尔摩宣言》？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萧代基 参考本会议文件与结论，提出两项台湾可以具体推动的目标：
我们必须改变人类消费与生产系统、行为模式、社会价值观、以及独尊 GDP 代表经济与福祉的指标。
为了使得现在及未来所有人类都能够永续与富足的生活，人类生活的足迹必须在地球生态界线之内，我们必须落实执行上述改变人类生活模式的几项作为。事实上，这几项作为都是已经提倡多年，但由於障碍甚多，且无政治利益，未受应有的重视。
我们必须加速决策与执行必要的永续投资与基本设施的民主程序。
这是本会议强调为了保障未来世代的福祉之必要作为。本会议指出过去的国际环境协定与政策，落实程度很低，事实上大多数国际环境协定都可以说是不成功的，可见有关环境保护与永续发展的决策及执行有很多障碍。
主要障碍仍然是各国及多数人只想要白吃午餐，以致於环境保护的长期效益不敌短期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的权衡比较，再加上享受环境保护长期效益的未来世代尚未出生，在现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完全没有发言权。
如何移除这些政治决策的障碍？根本之道在於修正我们民主制度，创设一个「虚拟的」广纳性民主制度，把未来世代的利益明确地纳入当代决策的民主程序，方案之一是当民意代表、政府与公民团体在讨论与决策攸关未来世代福祉的政策时，有未来世代的代表参与讨论与发言。
而 赵家纬助教 则延续前面的观察，认为本次会议中强调对於 GDP 跟成长主义的反思，会议决议也强调超越传统的 GDP 衡量标准。
在此议题上，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已与威尔斯、纽西兰、苏格兰、芬兰、冰岛与加拿大等已建构超越 GDP 指标并建立相应治理机制的国家，组成福祉经济政府夥伴 (Wellbeing Economy Governments ，WEGo )，联合国也着手将自然资本与环境污染纳入 GDP 估算的方法。
台湾应掌握此趋势，全面检讨既有绿色国民所得帐在涵盖范畴与决策应用之不足，建构新的社会福祉衡量指标。
《斯德哥尔摩＋50》焦点总结
- 在斯德哥尔摩宣言的 50 年後，我们正处於不同危机的相互交织之中，人类对气候和生态系统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且不平等日益加剧。严重的不平等延伸影响後代子孙的生活，环境变化和突破临界点的风险正在加速。
- 行动落差：过去 50 年来，各国商定数百个全球环境和永续发展目标，但只实现了十分之一，这对解决问题远远不够。
- 我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应对气候变迁。透过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加速采用洁净技术、具包容性的创新金融，以及对「立即采取积极行动可带来共同效益」的有力科学证据，使 2022 年成为我们追求永续未来的关键时刻。
- 为了加快变革的步伐，需要「无畏」及「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各级决策者在未来 10 年，需要一同紧缩决策时间的尺度，以实现变革，避免锁定效应及调适时间迟滞，也减少不同世代间的歧视。
- 提出应立即采取三大转变行动：重新定义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人享有长久的繁荣、投资於永续的未来。
- 重新定义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是指从获取转向关怀。透过将自然融入我们的城市，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人与自然的连结、保护动物福利，并转向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增加下个世代的自然教育、承认并多采用在地知识。
- 确保人人享有长久的繁荣的前提，是彻底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透过创建有利的基础设施，激发新的支持性社会规范。例如将扩展业务的模式，专注於提供「服务」实非制造「产品」；采用对人类与环境都有益的供应链；使国家统计数据和永续目标保持一致等。
- 我们必须在各国政府大力支持下，投资永续的未来。当前可用於永续的私人资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多，但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仍存在资金缺口。为了投资永续的未来，我们必须承认并加强政府在创新之中的基础作用，并鼓励私人融资将「创新」带入市场。在减少永续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不永续的成本。
- 变革的条件需要改善：为了解决过去挑战的制度与治理体系，可能导致当前的挑战。领导者透过连贯的政策、强而有力且具一致性的激励措施，有足够的机会解决结构性的障碍。
相关资料
- 《斯德哥尔摩＋50：解锁更美好的未来》报告原文
- 斯德哥尔摩＋50：大会闭幕新闻稿